博兴优配阿斯塔菲耶夫：他知道人性人心，也对每种非人类感同身受

我的第一张世界地图，压在我家饭桌的玻璃板下面。我总是盯着最大的那块国土，它是淡黄的，名字叫“苏联”博兴优配，然后会注意到三条河的名字：叶尼塞河、鄂毕河、勒拿河。

它们都是南北走向，从北冰洋往下，扭着拐着，用一种近乎菜谱上说的“改刀”的方式切开淡黄色的大陆，越往南方，就越发分岔、变成细细的末梢。一个人平躺着，通常要比他站直了的时候看起来更高（长）一些，正因此，我觉得这些南北向、带大拐弯的河流，长度实际上都和长江不相上下，也许还略胜一筹。

过了好多年月，我在一篇小说里，读到了对三大河之一——叶尼塞河的描述。作者坐一架小飞机飞往他在西伯利亚的故乡，机上的座位都被各种贩夫走卒、各种乡下人、各种酒鬼和目不识丁的农妇一抢而光，他，一个从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进修回来的知识分子，只好站在机舱里。

但他立马发现了站着的好处：可以透过舷窗，将叶尼塞河中游的美景一览无遗。

“我是在山区出生的人，”他写道，“从不曾知道在叶尼塞河中部地带一望无垠伸展着布满沼泽的低地，到处是稀疏落寞的林带、汩汩翻动的泽地，其中还夹杂着黄色的沼泽草地。飞机左翼下方，湖泊水道星罗棋布、纵横交错，波光涟影里野鸭子聚集成群，那白色的星星点点是天鹅和海鸥的身影，相映成趣的是右翼下方那一溜崖岸陡壁，红色的航标像一只红色的秋沙鸭迎面疾驰而来，崖岸上空褐色的悬岩或是折断的山石低垂着，树木顺着石缝枝丫纠结地往上生长，其中有浮着黄沫的合欢树、忍冬、卫矛和树叶发白的合叶子。有一棵树爬上高处后，就在那里神气十足地舒展开了它的树枝。”

文章太长，如果要引，值得一直引用到五千字、一万字、两万字……直到这篇题为《达姆卡》的小说结束。稠密的语言，物象庞杂而分毫不乱，句词每抵达一个角落，都像一条河来到尽头那样既细致入微，又磅礴大气。相比无人机轻松输出的影像，小说里的画面源于作家和译者的精耕，精细而真实到了有如从那地里生长出来的地步：沙滩的浅水处“栖满”了海鸥；河床上有许多仿佛“经过水雷爆炸”的坑，河水到坑中就打起了急旋，到陡急拐弯处，就像“耙过似的起了皱褶”；沼泽间的草地是“低湿”的，分割一块块草地的支流，“汞液般地沉滞”，逐渐消失在前方的林间。

我就是这样，认识了苏联作家维克托·阿斯塔菲耶夫，认识了他的《鱼王》（《达姆卡》是《鱼王》中的一篇），认识了叶尼塞河和西伯利亚，当然也记住了《鱼王》的主要译者——夏仲翼先生的名字。

维克托·阿斯塔菲耶夫（Viktor Astafyev，1924~2001）

阿斯塔菲耶夫，今年的5月1日，是他的百年诞辰。在他的故乡——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，有一座根据他小说里的描述铸造的雕塑：一条大鲟鱼。它被安置在一座山上，山下就是叶尼塞河，仔细看，鲟鱼的背上不仅有细鳞，而且还有被鱼钩扎伤的痕迹。在书中，阿斯塔菲耶夫写了二战前后，叶尼塞河上动魄惊魂的偷猎活动：河岸边的农民，那些缺少教养、焦躁而狂傲的北方俄国人，开着机动船只用鱼叉、用排钩捕鱼，同时与巡河的稽查队“斗智斗勇”，逃避着后者的探照灯和日后严酷无情的刑罚。

在同书名的《鱼王》这一篇里，作家则写了一条受伤的大鲟鱼，不屈于人类的虐待，身带许多鱼钩游向大海的壮烈故事。鱼王塑像的嘴须冲着前方，在下面，叶尼塞河的河边，就是作家的故乡奥夫斯扬卡，而鱼王的脑袋下方，则摊着一本用橘红色大理石做成的厚厚的书。

生命构成一张严密的网

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被译介成中文的很有限，而《鱼王》的光芒则过于耀眼。实际上，这位作家很高产。1958年，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《雪在融化》，讲述集体农庄被改造的故事。那年他成为苏联作家联盟的一员，名震全国，《通行证》《星坠》等小说都大受欢迎。1962年，他搬到彼尔姆市，继续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，5年后，他把构思了很久的长篇《牧童与牧女》付梓，但遭到审查机构的干预，他不得不删掉了一部分“敏感”内容。

又过了十年，阿斯塔菲耶夫荣获国家奖，正是这一激励，促使他完成了《鱼王》。在书中，作家将他半生的乡土情怀，以精雕细刻之功倾吐而出：他人生的头十几年，都在北极圈边缘度过，他同跟他同岁的另一位苏联名作家——尤里•邦达列夫一样，都生于1924年，这代俄国人最为悲惨：30年代的饥馑，40年代的战争，50年代的思想和表达禁锢，统统赶上了；而到了六七十年代，成名的阿斯塔菲耶夫，又痛心地看到家乡的水土被机械化生产和过度捕捞弄得精疲力竭。

《鱼王》里人物众多，但位于中心的是偷猎人——有名有姓的并不多，但每个人的故事，他们的语言，他们的动作和情感，都构成了一大片史诗般茂密的景象。我就说一个小例子，在《达姆卡》里，对蚊子咬人这种“小事”，作家是这样写的：

“牛虻向达姆卡袭来，这个地区的牛虻几乎有麻雀般大小，它们的青磷磷的头都成直竖形状，尾部下垂着，身上像斑马般有一条条花纹，嘴上的尖针像铁路上的道钉，你稍一走神，它就立刻会比汽锤还厉害地把针扎进你的背部或者其他什么地方。牛虻围着小船打转，像军事歼击机那样轰鸣着。额头像出租汽车那样发出磷磷的绿光。”

这是牛虻。之前，阿斯塔菲耶夫还写到一个右臂绑在石膏里的男孩，用左手在玻璃上摁死一只普通蚊子。玻璃的另一边，正淌着雨水，蚊子血的“污流和雨水的清流虽然交叉重叠，却相互冲刷不掉……”

这种画面，靠细致的观察是不足以书写的。阿斯塔菲耶夫有着非同寻常的感受力，他不仅知道人性人心，而且，他能对每一种非人类乃至无生命物体感同身受。在《达姆卡》中，达姆卡打落了一只牛虻，它掉进水里，还想翻身，“一条什么鱼……咂巴一口——这宝贝儿也就无影无踪了！”这画面，这一声“咂巴”，就仿佛作者正在做现场报道——不，就仿佛是那条“什么鱼”在直播它的捕猎行动，在传达这只猎物的口感。

人捕鱼，但人不仅和鱼一样，也在拼命地讨生活，就连一只贪得无厌的蚊子体内都流有人自己的血。生命构成一张严密的网，一个节点以追捕、吞咽、消灭另一个节点的方式来与它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
苦难与感恩博兴优配

阿斯塔菲耶夫曾久历生命从身边丧失。他曾有过三个姐姐，全都夭折；他1岁的时候，家产都被抄了，父亲被判了一个叫做“蓄意破坏国家财产”的罪名，送进了劳改营。到了1931年，他7岁，他的母亲去劳改营看丈夫，在路上搭乘了囚犯坐的船，结果船翻了，她的头发被卡在了木栏杆里，没法爬出来，就这么淹死了。阿斯塔菲耶夫被外公外婆接走，度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。然后他的父亲被释放回来，并且再婚，他带着儿子去了一家鱼类加工厂工作。但父亲很快就病了。继母把阿斯塔菲耶夫扔到街上，他流浪过，然后进了孤儿院，然后又流浪。

这就是他童年的梗概。可阿斯塔菲耶夫日后却说，我记得我孤儿生涯中每一次真正的快乐，我不能忘记它们，上帝最难以容忍的罪行就是忘恩负义，而我，从幼年时起，一种感恩的心情就卡在了我的身上。整本《鱼王》，就是献给叶尼塞河，和河边日渐破落的小镇的，那些野蛮而顽强的人们充满了他的记忆，成为他写作的素材。其中有一篇《鲍加尼达村的鱼汤》，写了村里用大锅煮水熬鱼的时刻，每到这时，村里的小孩——都是一些不知道父亲是谁的“野种”——就欢闹起来。

他们来到岸边，帮着渔民卸下鲜鱼，帮大人分拣和处理，把鱼肉切成小块。他们帮着拿葱、拿盐、拿花椒、拿月桂片，拿各种调料，帮着清洗锅子、拿厨具，当汤刚刚开锅时，他们抢着去品尝味道咸淡。火苗从劈柴中熊熊跃起，鱼汤的颜色由清而浊，蕴蓄着炽热的力量：

“鱼油先只有五戈比银币那么大，后来变得有金卢布那么大了。最后，汤面上的鱼油竟像覆盖了一层熔金。在锅里甚至有什么东西清脆地响了起来，就好像是熔化的金粒滚动着叮叮当当地掉到了这口大铁锅的底部。聂利玛鱼肥大的鱼尾率先冒了出来，带着鱼翅的白鲑翻上翻下，但很快被煮得身翅异处，蜷腹曲背、懒洋洋地张着嘴巴的折乐鱼随势而上，又急转直下，尖尖的鲟鱼头浮出汤的表面，滴溜溜地打转。好一场鱼儿的环圈舞……”

我在读这段文字时不停地咽唾沫。这真的只是一段繁丽形象的文字而已？单靠殚精竭虑的修辞是达不到效果的。如今，很多店都在拿“小时候的味道”“妈妈做的饭”吸引顾客，可我竟觉得，自己记忆最深，一提起就如同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在嘴里泛起滋味的，恰恰是一碗我压根就没有舔过一口的鱼汤。

对，泛泛地讲，这就是文学的力量。也是爱的力量。

“鲍加尼达”这个中译村名，我相信，翻译家都是动过一番脑筋的——一个“鲍”字就带着鱼的味道。故事中，围绕在一大锅鱼汤周围的孩子中，有两个在村里长大后离去，后来又坐船回到村子的旧址。他们看到，河水已经像舌头一样，把河岸一带完全舔平，灌木丛、茅草和针苔将河岸与冻土带完全连在了一起，村舍彻底坍塌，没有传递出任何有人生活过的气息。这时他们发现，自己只能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刻了，而不好的事情一件都想不起来，就仿佛他们要用某种咒语召唤出那些不知所踪的故人，一起来复活他们曾经落脚过的地方。

无疑，这位回乡之客，就是维克托·阿斯塔菲耶夫本人。这并不是一个所谓的“此心安处”。这里当初就是风雨飘摇，人们身不由己，朝不保夕。如今白色的炉台依然倔强地挺立在蒿草丛中，那两口熬鱼的大铁锅的碎片，已经长满了锈迹，倒卧在了覆盖了浓霜的草丛里面。故事中的另一个人物，在船上多次眺望过鲍加尼达后，决心不再怀念。他自言自语地说了这样一番话：

“生活就是这样。时间把人们从静止中唤醒，于是人们便随着生活的浪花漂流。人被抛到哪里，就在那里生根。而人一旦像挣脱了锚链的船一样随波逐流而去了，又何必再为陆地上的事牵肠挂肚呢？”

河流既是拯救者，又是毁灭者

阿斯塔菲耶夫在二战刚结束就结婚了，1947年他有了一个女儿，但只活了6个月，为此她太太埋怨说，他想要靠写作谋生，只能熬穷。严酷的生活在继续，作家倒也顽强，之后三年又生了一男一女。据说他还有私生女。他经常离家出走，尽管每次都会回来。1958年后，他有了名气和地位，然而他没有像作家联盟的其他地方作家一样，落户莫斯科，而是继续待在偏远的外省。

1960年代后半期，苏联经济持续下滑，阿斯塔菲耶夫要负担全家五口人的生活，他多次搬家，而他太太对他放弃定居莫斯科的机会始终耿耿于怀。经过了战后20多年的工业化、机械化建设，叶尼塞河水系遭到了巨大污染，加上过量捕捞和偷猎，到1970年，可捕捞的鱼量比当年锐减了四成。自然环境的恶化，与阿斯塔菲耶夫的生活境况发生着共振。

他在一篇小说中写：

“鱼会哭吗？谁知道呢？它们生活在水里，它们就是要哭也无法让我们看到眼泪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它们不会抽泣。它们要是能抽泣的话，叶尼塞河上上下下，甚至所有的大河大海，都会发出回响。”

如果鱼的哭泣能唤起大河的响应，那么，一个被“计划经济”赶来赶去的乡村居民，他的哭泣能震撼莫斯科吗？也许他们的眼泪还没流出，就被冻在了蒙了雾气的眼眶里面吧。

完成《鱼王》时，这位荣誉加身的大作家，其实已经经历过多次破产的危机。他能做的就是坚持写作和发表。《鱼王》包含的各篇小说，从1973年起就在杂志上发表，最终在1976年结集成书出版。可出版时他却住院了。因为他发现，审查机构再度伸手干预，杂志编辑擅自篡改了他的小说。他失望透顶，这是他从心窝里掏给家乡的文字，竟被如此糟蹋。他再也不想看那本书了，当书再版时，他也无心提出要求去修补。

直到1990年，他才找回了当年遭到涂改的原稿，纸张早就泛黄了。他珍视的另一部作品《牧童与牧女》的原稿也找回来了。两本小说都得以原貌重新出版。在我读小说的日子里，《鱼王》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盛筵，叶尼塞河、鄂毕河、勒拿河——我对着世界政区图久久想象这些河流两岸的样子，大概水土丰美，草长莺飞，然而《鱼王》揭示了真相：西伯利亚，如此寒冷的地带，河边上竟会有那么庞大的飞舞的蚊群和苍蝇，他们是鱼的美食，却是捕鱼人的死对头。河流养育了人、鱼和虫子，河流既是拯救者，又是毁灭者，它养活了捕鱼人，又随时准备惩罚他们。它是生命之河，也是死神之水；玻璃的一面淌下雨的清流，另一边滚动着死蚊子的浊血。

他的家乡奥夫斯扬卡，现在也是旅游胜地。阿斯塔菲耶夫把自己最后十多年的时光都留在了那里。每年5月1日生日时，都赶上气候最好的季节，他就喜欢来到针叶林里一些无人知道的地方，或者坐在家中的火炉边；到了晚上，他来到叶尼塞河边，坐在一根圆木上——那是他在一张著名的河边照片里的形象，他经历过的日子化为斑点布满了他的脸。

邮件依然可以找到他。他的房间里堆满了书刊和稿件，那都是各地的作者给他寄来，请他写序写评论的。他的名气太大，深受爱戴；他也尽量帮助那些人。可是这无法带给他多少满足感。和另一位苏联老作家瓦连京·拉斯普京一样，阿斯塔菲耶夫也深深体会到，有文化、有才华的人，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越来越不被人需要。按说，写作是和所有人同在的方式，可阿斯塔菲耶夫说，写作的人，只能与自己为伴。

好在还有河流。河流从来不是人类的对立面，而是一个永远的陪伴者，无论它是好是坏，你必须接受他的所有优点，也忍受所有的危害。

奥夫扬斯卡属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，在那里的剧院广场上有一组喷泉雕像，名叫“西伯利亚河流”。这是一组人物群雕，与鲍加尼达村的居民结构相反，这些雕像大部分是女性，她们分别站在一道台阶的两侧，象征着众多的河流；而在台阶中间却是一个男性，他须发茂密，右手平举，手掌上托着一艘捕鱼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