启恒配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，能写出什么新意？

三卷本《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》洋洋洒洒1600多页启恒配资，23位作者联手创作，历时三年从播客节目修订、转化为实体书，这样宏大的历史写作，会好看吗？

上周末，本书主编、历史学家葛兆光与策划者、媒体人梁文道携作者群在上海与读者见面。在一种踌躇满志的氛围中，学者们畅谈了历史书写视野中的中国与世界。

“声音转文字”的大热节目

同名播客节目“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”在“看理想”开播至今，已经整整5年。梁文道谈道，2017~2018年，正好是国内流行谈“知识付费”的年代。以“得到”为代表，很多音频平台出现，很多人都来做历史类的音频节目。中国史类的节目是这个市场上当时销量最好的。“看理想”希望换一个出发点，做一个不一样的节目。“按照王朝更替的顺序，从古至今把中国历史讲一遍，有时会是演义式的讲法，大众喜闻乐见。有没有可能，重新定一种讲法，提出一个核心问题？”

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自2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“什么是中国”等问题，出版了《中国思想史》《宅兹中国》《想象异域》《历史中国的内与外》等多部力作。梁文道与葛兆光认识已久，2018年，葛兆光提议可以做一档全球史的播客，并在一周内写了一份6000字的大纲，提出了主要内容和章节的设想。

播客节目与后来成书的总体结构类似。最前面讲人类起源和全球联系的开始，并选择青铜冶炼与铸造、农业与各种食物的起源和传播、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作为三个重点话题。最末讲大航海时代之后全球逐渐连成一体的过程，经典历史事件如西亚与中国的物质交流、郑和下西洋、哥伦布发现美洲等。中间陆续进行“横向展开”，分别谈帝国、战争和移民，物质交流和商品贸易，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播，气候、环境、地理变迁等。

梁文道组建了编辑团队，按计划邀请中青年优秀历史学者，陆续请到20多位，分工撰写关于全球史的各部分内容。一些学者还写了“番外”，也就是每一季内容结束前的小专题，比如青铜器为什么会衰落、如何认识科举制对世界的影响等。

作为播客文稿，葛兆光为最初的版本定下三条要求：一是要讲故事，不要讲大道理；二是不要写长句子，以免影响聆听体验；三是不要有太多个人新见，内容不能太偏启恒配资，要面向大众。

这些准备工作奠定了《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》这本书的底色。虽然是一套厚书，但文字的可读性很强，读起来毫无难度。从任何一个章节读起，仅阅读一个或几个小尺度的问题，也能有相当的信息量，使读者有所收获。

2019年6月，播客正式上线，到2021年12月，播了两年半。恰逢疫情时期，网友们不时足不出户，对音频内容的传播来说，客观上起到了助推作用。身在屋中，心系四海，大学生、白领、不同领域的学者成为这档节目的主力听众。自2018年以来，葛兆光花了近半的工作时间，写节目的各季导言和结论，修改了三遍文稿，最终呈现为实体书。

葛兆光坦言：“每一个历史学者在宏大而广阔的全球史领域，都要谦卑地面对，要明白自己的知识太少。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全球联系的新发现面前，也要懂得不要轻易地下结论，不要把我们的想象力抹杀掉。要小心地淡化自己‘族群’或‘国家’的傲慢，不要把自己当作‘天朝’‘上国’或‘中心’。风水轮流转，要从变化的角度来理解历史，不要仅仅从我们这个立场、价值来看全球史，那就会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全球史，那就不对了。”

成为世界公民，是葛兆光希望读者读完这本书之后能树立的志向。而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，他为中国全球史研究和撰写的进展缓慢与基础薄弱感到焦虑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这本新书的出版，是一次初步的尝试，喊出了中国历史学者们自己的声音。

为世界史提供中国的视角

什么是“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？”近年世界史书籍在出版市场上很受读者宠爱，从中国出发会有什么特别之处？

葛兆光谈道启恒配资，从欧美兴起的全球史，本身是欧美学者自我反思、自我批判的一种努力。近年在与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交流时了解到，他们都在反思自我中心主义。“因此，所谓全球史本身，首先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行动。我也跟他们解释，为什么我们要写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，不是从中国的立场和价值出发，而是从我们这个视角去看过去。”

他还表示，改革开放40年来，大家也都越来越注意到，要更好地理解中国，还是要在更大的背景上进行思考，这可能是世界史书籍和节目比较受人欢迎的原因之一。“做全球史，无论如何对现实都是有用的，至少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。就像梁启超讲的，他从‘中国之中国到了亚洲之中国’，然后又变成‘世界之中国’。”

葛兆光还提到，在学术交流中，一些西方学者反复问：秦汉以后的帝国与罗马帝国有哪些不同？秦汉帝国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在文化、习俗、文字、制度等方面统一化，而罗马帝国在三世纪以前没有要求各地统一化？“当我提到秦汉帝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去地方军事化，他们就问为什么要这样，罗马帝国也没有去地方军事化。当他们听到四世纪蛮族入侵导致帝国分崩离析，或者中华帝国又重新统一等问题，就会觉得中国的经验和案例可能对西方是有用的。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是不重视，而是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让他们重视的那些历史资源。我们不太善于用他们能理解的概念、语言和书写方式，给他们传达中国历史的一些内容。”

梁文道也谈道，世界各国都会有一些表述，说到某种东西是我们国家首创的，是起源于我国的。土耳其人会讲起一些源自土耳其的伟大成就，中国人会常谈起一些在中国起源的伟大成就。《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》的一个特点，不是去挑战这种自豪感，而是让我们对什么叫作起源，有一个更复杂的想法。“仔细看的话，讲源头相当复杂。比如黄河的源头在哪？到青海的星宿海去看看，你会发现是星星点点的无数小水流构成了黄河源头。所谓的源头来自于单一泉源的概念，有准确的时空坐落点，这样推演出来的历史故事，是大众主流的一种对历史的想象。我们做这套书和节目，想带来的效果可能就是，让读者发现事情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复杂。”梁文道说。